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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老人退休年齡的延遲，隔代教育觀念的差異、保姆帶孩帶來的安全隱憂等，讓很多夫妻主動選擇將孩子送往托育機構，幼兒托育已經成為中國家庭的剛需。從2015年至今，我國幼齡兒童人口基數已經從10800萬人飆漲至11400萬人，在2020年有望突破12500萬人，政策鼓勵、投資人看好、市場需求旺盛，未來的早教托育行業一片光明？

　　曾經的托兒所

　　“托兒所”和“幼兒園”，常被當作可以通用的同義詞。其實二者區別很大。

　　幼兒園，又稱蒙養園、幼稚園等，晚清時傳入中國。1916年，北洋政府頒布法令，規定蒙養園“以保育三周歲至國民學校年齡之幼兒為目的”。此后中國的幼兒園機構，大都沿用此項規定，主要招收3歲以上學齡前兒童。

　　3歲以下嬰幼兒進入的才是“托兒所”。不同于幼兒園有較多的教育目的，托兒所的主要任務，是幫助家長，尤其是幫助職業女性看護孩子。如陶行知所言：

　　“女工、農婦及職業婦女要顧到工作便顧不得小孩，顧到小孩便顧不到工作！……唯一的辦法是多設工廠托兒所、農村托兒所和一般的托兒所。”

　　中國的托兒所出現于1929年。抗戰期間，婦女們被“拉上戰場，拉進機構工廠”，國民政府修建了不少托兒所，來幫助她們分擔孩子的撫育工作。

　　當時已有勞工托兒所、農村托兒所、職業婦女托兒所和工廠托兒所之分。除農村托兒所外，大都明確服務于不同的職業人群。如勞工托兒所，一般為小販、工人、三輪車工友的孩子服務；職業婦女托兒所，為“小資產階級的子女”服務，工廠托兒所，為工廠女工服務。具體費用，或向社會募集、或向個人收繳，或由工廠直接負擔。

　　有統計稱，1949年10月前，全國共有托兒所119個。

　　2018年4月28日，早教行業迎來了轉折點。上海市在全國率先出臺“1+2”文件，開始對托育進行監管，明確場地、設施設備、運營服務等內容。

　　此次政策出臺后，托育機構準入門檻開始提高，上海市婦聯算了一筆賬，托育機構的房租和人力成本兩項支出已占運營總成本的70%-80%以上，開辦前兩年虧損情況較常見，一般4-5年后才盈利，產出投入比和利潤率較低。

　　幼育模式短板凸顯

　　隨著80、90后家長崛起所生衍而出的托育市場新剛需。

　　中國學后托管教育聯盟主席張洪偉介紹，目前市場上的幼托模式、水平參差不齊、且各種模式都存在一定短板。

　　1、私人幼托班：這類小機構普遍布局在居民樓內，雖然滿足了接送距離問題，但專業度、服務標準、安全系數以及教研體系都十分欠缺。

　　2、幼兒園托班：幼兒園的管理體系相對成熟，但招生月齡普遍限制在2周歲之后，且由于兒童年齡不同，也就存在教學、日常服務的脫軌現象。

　　3、附屬于早教中心的托班：服務對象一般是早教中心已有的客戶，因為之前的服務基礎，客戶和機構之間的溝通一般比較順暢，基本能滿足到客戶的需求。但在場地設置和服務的細節來看，無法在專業上做到精準細分。

　　4、專門只做托班的機構：即托育機構，將早教內容融合到日常托育中，但行業仍處于早期摸索階段，標準化相對缺乏。

　　據《中國互聯網幼教行業報告》顯示，從2015年至今，我國幼齡兒童人口基數已經從10800萬人飆漲至11400萬人，在2020年有望突破12500萬人，政策鼓勵、投資人看好、市場需求旺盛，未來的早教托育行業看似前景光明。

　　日托中心盈利難

　　據行業人士表示定位高端的日托中心，全日托收費在每月10000元以上，但運營至今已是第四個年頭，目前仍未實現盈利。為什么？因為除了房租之外，最大成本在于師資，幼兒園的生師比一般在1：8左右，而日托中心為了保證服務質量，一個老師很難照看這么多孩子。

　　此外，從業者們普遍反映的一個問題是，幼兒園的生源是相對固定的，而幼托不少是從18個月開始，還有一部分是2.5歲開始，也就是說，不少在托時間僅有半年、一年，流動性很大，孩子要不斷畢業，那么就要不斷地推進招生。

　　并且，托育中心本身的生源范圍只能輻射到園所周邊一兩公里的距離，太遠了家長也不會考慮。

　　在試點區域上海的政策中，也實行了營利性與非營利性的分類管理。其中，公益性、普惠性托育機構將享受一定稅收、補貼優惠，但定價在每月3000元左右。這類托育中心的合理回報問題也在從業者的探討之中。

　　宮照偉認為，“不少基金投資幼兒園想賺錢，新政出臺后路被封死，所以開始炒作托育的概念進行資本與風險的轉移，但實際上托育市場并非想進就能進。大家要慎重進入，一窩蜂的潮起必然會帶來落潮的時候，不管是早教中心附設托育服務，或者托育加早教服務的模式，如果要做的好，一定是做增量服務才有生命力。”